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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作者:吕凯彭峪
近日,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评选结果揭晓,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。这处矗立于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南部半岛之上、俯瞰黄海的遗址 ,曾见证秦始皇三登琅琊 、筑台颂德的史实,却在西汉以后逐渐荒芜沉寂。自2019年起,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携手 ,在此开展了历时7年的系统性发掘,最终确认山顶夯土基址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筑的“琅琊台 ” 。
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、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,秦汉时期无疑是关键奠基阶段。位于黄海之滨的琅琊台遗址 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以物质遗存为核心的“大地之窗”。这处“秦修汉葺”的高等级建筑遗址,不再仅仅是秦皇汉武东巡求仙的传说载体,更是一部镌刻在海岸线上的“无字地书 ” ,记录了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将统治意志、制度规范与文化理念,从政治中心推向辽阔疆域,尤其是深入东方海疆的壮阔历程 。它所揭示的,正是一个动态 、立体且充满细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。
秦王朝经略东方海疆的国家工程
秦统一六国后 ,秦始皇曾先后三次东巡至琅琊,并在公元前219年南登琅琊,流连忘返 ,逗留三个月之久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:“作琅邪台,立石刻,颂秦德 ,明得意 。”在所有东巡的驻跸地中,琅琊无疑是秦始皇停留时间最长、营建规模最大的一处。
琅琊台遗址的中心是一座海拔183.4米的山峰。经过调查勘探,考古人员在山顶发现了面积约4.5万平方米的“T”字形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。如此宏大的规模表明 ,这绝非地方性建筑,而是一项高等级的国家工程 。
进一步验证这一推论的有力证据,是出土于基址和山下窑址的建筑构件。遗址出土的直径达80厘米的夔纹大瓦当 ,其纹饰、风格与陕西秦始皇陵 、栎阳城遗址,以及辽宁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完全一致。同样,遗址中发现的龙纹踏步砖等建材,此前也仅见于陕西秦咸阳宫等遗址 ,被认定为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志性器物 。宏大的建筑规模与高等级的出土遗物,共同印证了山顶高台建筑正是秦始皇东巡时营建的琅琊台。
同时,这些在形制、规格、纹饰上高度一致的建筑构件 ,是秦代大一统政策在物质文化领域的直观体现。它们表明,秦代不仅统一了文字、度量衡和车轨,更将一套代表皇权至高无上 、规范建筑制度的标准化体系 ,从王朝统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推行至遥远的东方海滨 。琅琊台的一砖一瓦,都是秦代政令畅通、制度一统的实物证据。
作为秦代国家工程,琅琊台是国家统治在东方的象征。它揭示了秦代如何将抽象的政治权威转化为具象的、不可忽视的地理存在 ,从而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空间规训 。
地理信息系统(GIS)分析复原显示,两千多年前的琅琊台是一座三面临海 、“孤立特显 ”的半岛制高点。秦始皇选择在此修筑国家工程,其战略意图十分明显。
考古发掘成果显示 ,琅琊台遗址内的重要建筑均以海洋为主要朝向 。其中,山顶高台建筑的东侧,相较于其他三面面积更大、层级更多。考古人员在建筑东部发现了一条长约15米、宽约2米的石铺路面,推测其为面朝东方的殿堂建筑前的场地 ,是“观海远望”的绝佳位置。而同期营建于山南的方形院落,也选址于背山面海的高亢阶地,主要建筑面朝南方 ,可尽览南方海域。
这种整体以海洋为核心朝向的规划,将建筑方位与政治宣示完美融合,是秦汉时期向海开放 、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的生动体现 。站在台上 ,帝王可以“骋望”海疆,将浩瀚东海纳入国家视野与版图;与此同时,这座巍然矗立于海天之间的巨构 ,对所有在陆上劳作、海上航行的臣民而言,都是一个必须仰望的、无法回避的地标。它如同一座灯塔,以震撼的视觉形式 ,宣告中央王朝对此片土地与海洋的绝对统治,从而完成对边疆地理空间的主权“铭刻 ”。
折射高效且精密的治理体系
琅琊台的营建,不仅是政治象征,更是一次对国家资源调动 、工程技术管理和边疆系统性开发能力的极限考验 。遗址的方方面面 ,无不折射出秦代高效且精密的国家治理体系。
考古发现的山顶与山下大规模夯土建筑基址,需要投入巨量劳动力;而工程的设计、管理以及专业的砖瓦生产,则必须由掌握专门技能的匠人来承担。这些绝非当地原有居民就可以胜任 ,故此移民势在必行 。
《史记》记载,秦始皇为修琅琊台,“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 ,复十二岁”,从中可推测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高达十余万之众。
如此大规模的移民,具有双重战略目的:首先是为这项国家工程提供劳动力与后勤保障;而更为深远的考量 ,则是为地广人稀的东方海疆注入充足人口,以便实现系统性开发。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,其中很可能包括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关中工匠 ,不仅带来了劳动力,更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、文化习惯和组织模式 。他们与本地居民共同构成秦琅琊郡的新人口基础,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沿海地区的人口结构与文化面貌,为秦代的海疆治理与海洋经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。这正是大一统政权对边疆进行战略性 、系统性经营的开端。
琅琊台遗址所展现的工程技术水平 ,令人惊叹 。琅琊台是一座建于山顶的高台建筑。建造者根据山顶地势特点进行规划布局,切削修整山顶基岩后,再运土上山并层层夯打 ,构筑建筑基础。建筑布局依地势呈现出复杂而灵活的特征,并未采用统一的中轴线。这种矗立于山巅、布局灵活的高台建筑,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和揭露 ,无疑是古建筑研究中极为珍贵的特殊案例 。
在山顶高台建筑的发掘过程中,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排水设施。可以推测,山顶建筑在夯筑之初 ,匠人就预埋了由陶管、地漏、渗井 、镂孔砖构成的精密地下排水系统。其中发现的秦代石砌地漏,由多块石板精密拼合而成,为全国首次发现 。管道接口处包裹纯净黏土以防渗 ,入水口设镂孔砖以防堵。在沿海多雨的环境下,这套“室内室外相连”“地下地上结合”的排水设计,能够有效保护夯土台基,体现了极高的工程理性与前瞻性。
这种“未雨绸缪 ”的思维 ,恰恰是大一统国家治理逻辑的微观折射 。秦始皇宣称要“传之万世”,其治国理政同样追求长效与稳固。琅琊台工程上的严密规划,正是这一思想典型的物化体现。
遗址中出土的竹叶状灰岩(俗称“花斑石” ,明清地方志中称“文石 ”)石构件,则揭示出关于资源掌控的细节故事 。这种石材纹理美观,但古琅琊本地并不出产 ,最近的产地也在数百公里外的鲁中南山地。将如此大量、沉重的特种石材,从遥远的内陆运输到海滨山顶,其调配能力与耗费的人力、物力难以想象。
同时 ,通过资料比对,考古人员推测这种“花斑石”的工艺与审美,可能吸收了战国晚期楚国高级墓葬的用石传统 。这表明 ,秦代在推行统一标准的同时,也兼收并蓄了战国时期六国的优秀工艺与文化元素。这种“海纳百川”的特质,本身正是大一统生命力的重要源泉。
彰显文化的开放与包容
东周时期,琅琊在齐国地位重要。秦并天下后设立三十六郡 ,琅琊郡为其一 。琅琊台遗址内建筑遗存涵盖战国秦汉时期,则是此区域早有文化基底的例证。遗址及其周边发现,深刻揭示了秦代将齐地文化基因纳入大一统治理体系的过程 ,体现出其在文化层面“因俗而治 ”与“整合升格”的智慧。
在遗址及周边秦汉聚落的考古发掘中,一个鲜明的现象便是不同文化类型的遗物共存 。一方面,大量来自关中地区 、体现秦风的云纹瓦当、夔纹大瓦当、龙纹砖等遗物密集出现;另一方面 ,具有本地传统的齐国树木鸟兽纹半瓦当等遗物也得以保留。这种“秦式”与“齐式 ”器物在同一文化层的共存,折射出开发海疆带来的文化交融。它深刻揭示出,大一统进程并非简单的文化替代 ,而是一个复杂 、动态的融合过程 。
文化的交流与交融,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,更深入精神信仰之中。在遗址东南部的亭子兰地点 ,考古人员发现了规模庞大、形制独特的战国时期齐国建筑群,推测其与齐国经略琅琊及祭祀“四时主”有关。“四时主”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掌四季的神祇,也是齐地“八神 ”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。
包括“四时主”在内的“八神”信仰,原本是周代齐地的重要传统 ,蕴含了先民对自然界的敬畏与崇拜,尤其是对海洋的认知。秦汉统治者先后都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。秦始皇东巡海上时,“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” ,汉武帝亦沿袭此例 。两位帝王通过“八神 ”祭祀活动加强中央政权与地方的联系,进一步巩固国家统一,彰显了秦汉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开放与包容。这种文化上的兼收并蓄 ,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深化。
作为目前发现的秦代在东方海疆最大规模的国家工程,琅琊台遗址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,是秦汉时期“东抚东土”“乃临于海”的象征。如今 ,在这片山海之间,人们看见的不仅是史书记载的落地,更是一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进程中陆海交汇、文化交融的壮阔篇章 。
见证大一统国家治理不断成熟
在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,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局部重修和改造的迹象,其年代不晚于西汉时期。史书记载,秦二世东巡郡县时曾“尽刻始皇所立刻石 ”,而汉武帝也曾“东巡海上 ,行礼祠八神”。这些重修迹象,应与秦二世 、汉武帝等东巡至琅琊台有关 。西汉以后,琅琊台逐渐荒废 ,《水经注》中有“台高三层、层高三丈”的描述,与台上建筑荒废后保留下来的夯土基址所呈现的面貌基本相符。
遗址的地层叠压与遗迹兴废,不仅记录了统一进程 ,更暗示了统一国家治理逻辑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深刻演变。
“东抚东土,以省卒士 。事已大毕,乃临于海。 ”公元前219年 ,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东巡琅琊,在巩固陆疆之后,最终将目光与权威投向浩瀚的海洋。始皇帝不惜耗费巨资 ,在制高点修筑体量空前、规格至高的建筑,最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绝对权威和震撼 。
然而,考古地层清晰地显示了转变。西汉虽然对台上建筑有所修缮,但已显“潦草随意” ,山下庞大的秦代附属建筑群倒塌后也并未重建。这表明,随着汉朝大一统局面的进一步巩固,国家的治理逻辑发生了变化 。
汉武帝之后 ,权力运行的重心,逐渐从琅琊台这样的标志性建筑,转移到日常的 、制度化的郡县行政体系中。调查显示 ,今琅琊镇一带存在大规模的秦汉聚落,且与琅琊台有道路相连,极可能就是秦琅琊郡治所在。郡守、县令、乡吏构成的行政网络 ,以及星罗棋布的基层聚落(如祝家庄遗址),开始承担起更主要的治理职能。政治权威的体现,从高耸的、偶一临幸的台观 ,下沉为无处不在的 、持续运行的户籍、赋税、律法和教化等制度 。
这种转变并非权力的衰弱,恰恰是大一统国家治理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。琅琊台的兴衰,也成为观察国家大一统进程从“破”到“立 ” 、从“立威”到“建制”这一关键转型的绝佳剖面。
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,为我们理解大一统国家进程提供了超越文献的、坚实而鲜活的物质证据 。它是一部立体的“大地经典 ”。从强制推行国家工程标准 ,到大规模组织移民与资源调配;从兼收并蓄地方工艺与信仰,到实现深层次的文化融合;从视觉权威到构建行政网络的转移——琅琊台的每一处遗迹、每一件遗物,都在无声地诉说着秦汉如何将“大一统”从一个政治理想 ,一步步落实为覆盖辽阔疆域 、渗透社会肌理、深入人们精神世界的现实。琅琊台的风吹拂了两千多年,带来的不仅是海的气息,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 ,关于统一、治理与文明的永恒回响 。
山海依旧,潮声不息。琅琊台考古成果的当代回响,最终将融入青岛这座城市向海而生的脉动之中。目前 ,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已主体封顶 。今年,青岛还将进一步深化“探源青岛”工程,推进琅琊台遗址 、西沙埠遗址考古工作 ,加快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青岛段建设。每一次叩问历史,都将让我们在迈向未来的航程中,获得更深沉的力量。
(作者吕凯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、琅琊台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,彭峪系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)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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